陳真 | 2014.10.29 03:29 | #
不早說，要不然就可以假公濟私，結合下個月的靜站，畢其功於一役。下個月站樁時間是11月8日。
"Do You Remember Dolly Bell?" 這片第一次看大銀幕是在倫敦。那一天，剛好同時有另一個活動，坂本龍一來倫敦舉行演奏會，二者只能擇其一。最後，選擇了電影，放棄了音樂。
去過布拉格三次，主要原因之一無非就是衝著 Kusturica 來。他在布拉格的 FAMU 唸了六年書，Kusturica 的好友 Milos Forman 也是FAMU 畢業。我還千辛萬苦來到布拉格一家叫 "鐵達尼" 的餐廳吃鬆餅，據說是 Kusturica 學生時代一部電影習作的拍攝現場。
FAMU 就在莫爾道河邊 (Moldau)。還記得電影 "永生樹" 裏由19世紀捷克音樂家 Bedrich Smetana 寫的那首讚頌莫爾道河的曲子嗎？這河估計是我生平所見最美麗的一條河。許多年前，少年Kusturica 每天在此出沒；想像中的場景，倏忽來到眼前，宛如白日做夢。
FAMU門禁森嚴，但最後還是讓我給公然潛入，可能我一頭亂髮，看起來有點怪，來到這怪人聚集處，便見怪不怪了。不但潛入校區，甚至還來到地下樓層一座放映室，估計學生們應該就是每天在這地方學習怎麼拍電影。
初次推開FAMU沉重的大門，難免激動；毫無疑問，這道門， Kusturica肯定推了不知道幾千回，而我也給這門推上一把，在心裏頭留了個紀念。
有些人，近在四周，卻遠在天邊；有些則是不相識卻知心，哪怕死的活的都一樣。活著的依舊在，而死去的卻也始終不曾死去。
除了Kusturica，還有一些我的 "知心好友們" 也在布拉格留下足跡。例如，各位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227年前的今天 (10月29日)，正是 "唐喬凡尼" 的首度公演，地點就在布拉格市中心的 Stavovske Divadlo 歌劇院。公演那一天，莫扎特在現場監督、指揮，就在我眼前這個樓梯通道忙進忙出。當天首演很成功，莫扎特趕緊寫信跟他媽媽報告好消息。
歌劇院附近幾步路，有棟建築，目前好像是個神經學研究中心，屬查爾斯大學，當年愛因斯坦就在這裏教書。據說，當時旁邊有個精神病院；有一天，愛因斯坦從陽台上看著病患，對友人說，大概只有瘋子才會相信他的相對論。我最愛的詩人R.M.Rilke，則是這所大學沒有畢業的一個哲學系學生，一生顛沛困頓，為求基本溫飽，四處巴結逢迎找機會出版文集，曾來到巴黎擔任羅丹的行政助理，幫他處理雜事。
布拉格保留許多18-19世紀的建築，加上一條美麗的河和查爾斯橋，真是美得不像話。而且，感覺藝術離一般人很近，近到似乎就像呼吸那般尋常，而不是什麼藉以高人一等的虛榮。我就是在布拉格的國家劇院以幾十元台幣跟一個捷克阿公買黃牛票，觀賞普契尼的 "托斯卡"；當 "今夜星光燦爛" 歌聲響起時，旁邊及後座幾個洋人歐肉桑頻頻拭淚啜泣。
也許是因為取景容易，在布拉格待沒幾天，就遇到兩三次拍電影的場面，其中一次還成為臨時不小心加入的 "臨時演員"。那天，在市中心想找廁所，於是就跑到距離最近的美術館小便。小完之後，嚇！什麼情況？！剛剛明明招牌上寫著美術館，怎麼小個便之後招牌就變了，變成外交部，是發生政變嗎？我看 "外交部" 大門口立著一個活動講臺，擠著一堆人，很多攝影記者圍繞四周，講台上有個穿西裝的對準麥克風好像準備發表演說。我趕緊也擠上去，看看發生什麼事。結果發現大家對我投以奇怪的微笑，我這才明白，原來是在拍電影。
今天跑去看第 N次的 "狂人皮埃洛"。這種片若是平常上映，會有人去看才怪。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台灣人似乎很愛趕場影展，似乎任何電影，只要掛上 "影展" 二字便一票難求。坎城影展我去了三趟，但在台灣，我卻超不喜歡看什麼影展，總覺得虛榮味道很重，非常難受。前天去看波蘭斯基的 "唐人街" ，電影結束時，竟有許多人鼓掌，感覺很噁心。國外觀眾也常鼓掌，生平看過最瘋狂的一次鼓掌是 Kusturica的 "黑貓白貓"，在劍橋的 Art Cinema 上映，簡直是全場沸騰。但台灣人的掌聲卻讓我渾身不自在，有點假，做作，有一種宣示高人一等的味道在裏頭。
可是，若沒有影展，在台灣幾乎根本不可能看到許多電影，演來演去永遠就是一堆毫無意義的賣座垃圾片。
也許是受到美國文化的影響，曾幾何時，台灣人看電影好像非吃不可，手上總是拿著一堆食物，而且都是用塑膠袋裝著，不但味道臭，而且一直製造噪音。我始終想不明白，如果很餓，為什麼不先吃完飯再來看電影？如果很渴，為什麼不先喝點水？今天我旁邊坐一個女大學生模樣的人，座位上放一杯飲料，每隔三分鐘她就會拿起來吸一口，不斷弄出塑膠袋的噪音。我很想問她，為什麼不一口喝完？這樣一直吵要吵到幾時？還好，大約半小時後，我發現她已經睡著了，還發出打鼾聲。
前排則是一位吃熱狗的男學生，後方也頻頻飄來食物的臭味和塑膠袋悉悉訴訴的聲音。大約折磨了半小時，大家才終於 "酒足飯飽"，靜了下來，不再有味道和噪音。可是，我們如果去聽音樂會或上教堂，難道也要餓成這樣、非邊吃邊聽音樂聽講道不可？跟做愛或打架一樣，藝術難道不就是一種需要投入與專注的熱情活動？有人每次做愛都得邊吃鹹酥雞邊那個的嗎？去教堂做禮拜可以一邊啃雞腿一邊聽講道嗎？
"狂人皮埃洛" 裏，男主角一路逃亡一路看書、寫作，吟詩作詞。他一再感嘆，我們曾有過輝煌的文藝鼎盛，而今安在哉？當然，高達的電影如抽象詩，沒法直接做此形而下解，但我略知他一二，知道他心裏對美國低級庸俗文化掌控全球的強烈不滿。對此我亦頗有同感。隨著科技進步，我們反倒失去說故事的能力，甚至連聽故事的能力也已蕩然無存。我發現，比方說很多人，他已經習慣好萊塢那一套語言，沒有作者，大家使用一模一樣的一套公式。這樣一種 "故事"，老實說，我反倒覺得更難理解，更不用說感動，因為太低級了。
人們看電影，就像在聽取簡報或收看新聞節目那樣，他只能在一種表面情節的低能、庸俗連結下去理解人事物；只要沿著這樣一種關係連結，他就能迅速 "看懂" 故事；因為如何如何，所以如何如何，故事大意如何，所欲傳達的訊息如何...等等。可是，如果故事真的長這副德性，那就直接公布作者所欲傳達的訊息不就好了？相反地，當這樣一種好萊塢式的低能關係連結不存在時，他就會抱怨看不懂，或是想快轉，想儘快 "知道" 故事是什麼。
法官辦案或是做研究工作是可以這樣幹沒錯，比方說我一年可以看上五百本學術用書，因為我很快就能掌握重點，可是，故事卻不是這樣看。你讀報紙社論原本就應該這樣讀，前面看看，後面看看，中間瞄兩眼，整篇文章一會兒就能看完。但故事卻不是這樣看的。就好像音樂只能以一定的內在節拍速率聆聽，不可能快轉，也不可能沿著某個什麼低能的關係連結迅速掌握重點。
故事講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但故事就是故事，故事跟音樂一樣，它不是新聞簡報，也不是知識要點。我從一個人讀我的文字的速度和反覆閱讀的次數，就能知道他是讀者或半票讀者。半票讀者只是迅速挖出他想要的 "答案" 或 "重點"，但一首歌，一段思維，一種情緒，會有什麼重點？
就如““狂人皮埃洛” 這電影能有什麼重點？男女角說：
"無數個世紀過去了，就像許多風暴。我們都到了中年，不再對著鏡子自言自語。我們殺人，我們唱歌，每次呼喚對方都用不同的名字，我們玩著小時候的角色扮演，我們是在休假的死人，我們講故事維生。你在日記裏寫著：詩是失敗者的遊戲。"
最後，
"終於找到了，永恆！太陽，溶進海裏。"
"這是我們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夢。"
"Do You Remember Dolly Bell?" 這片第一次看大銀幕是在倫敦。那一天，剛好同時有另一個活動，坂本龍一來倫敦舉行演奏會，二者只能擇其一。最後，選擇了電影，放棄了音樂。
去過布拉格三次，主要原因之一無非就是衝著 Kusturica 來。他在布拉格的 FAMU 唸了六年書，Kusturica 的好友 Milos Forman 也是FAMU 畢業。我還千辛萬苦來到布拉格一家叫 "鐵達尼" 的餐廳吃鬆餅，據說是 Kusturica 學生時代一部電影習作的拍攝現場。
FAMU 就在莫爾道河邊 (Moldau)。還記得電影 "永生樹" 裏由19世紀捷克音樂家 Bedrich Smetana 寫的那首讚頌莫爾道河的曲子嗎？這河估計是我生平所見最美麗的一條河。許多年前，少年Kusturica 每天在此出沒；想像中的場景，倏忽來到眼前，宛如白日做夢。
FAMU門禁森嚴，但最後還是讓我給公然潛入，可能我一頭亂髮，看起來有點怪，來到這怪人聚集處，便見怪不怪了。不但潛入校區，甚至還來到地下樓層一座放映室，估計學生們應該就是每天在這地方學習怎麼拍電影。
初次推開FAMU沉重的大門，難免激動；毫無疑問，這道門， Kusturica肯定推了不知道幾千回，而我也給這門推上一把，在心裏頭留了個紀念。
有些人，近在四周，卻遠在天邊；有些則是不相識卻知心，哪怕死的活的都一樣。活著的依舊在，而死去的卻也始終不曾死去。
除了Kusturica，還有一些我的 "知心好友們" 也在布拉格留下足跡。例如，各位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227年前的今天 (10月29日)，正是 "唐喬凡尼" 的首度公演，地點就在布拉格市中心的 Stavovske Divadlo 歌劇院。公演那一天，莫扎特在現場監督、指揮，就在我眼前這個樓梯通道忙進忙出。當天首演很成功，莫扎特趕緊寫信跟他媽媽報告好消息。
歌劇院附近幾步路，有棟建築，目前好像是個神經學研究中心，屬查爾斯大學，當年愛因斯坦就在這裏教書。據說，當時旁邊有個精神病院；有一天，愛因斯坦從陽台上看著病患，對友人說，大概只有瘋子才會相信他的相對論。我最愛的詩人R.M.Rilke，則是這所大學沒有畢業的一個哲學系學生，一生顛沛困頓，為求基本溫飽，四處巴結逢迎找機會出版文集，曾來到巴黎擔任羅丹的行政助理，幫他處理雜事。
布拉格保留許多18-19世紀的建築，加上一條美麗的河和查爾斯橋，真是美得不像話。而且，感覺藝術離一般人很近，近到似乎就像呼吸那般尋常，而不是什麼藉以高人一等的虛榮。我就是在布拉格的國家劇院以幾十元台幣跟一個捷克阿公買黃牛票，觀賞普契尼的 "托斯卡"；當 "今夜星光燦爛" 歌聲響起時，旁邊及後座幾個洋人歐肉桑頻頻拭淚啜泣。
也許是因為取景容易，在布拉格待沒幾天，就遇到兩三次拍電影的場面，其中一次還成為臨時不小心加入的 "臨時演員"。那天，在市中心想找廁所，於是就跑到距離最近的美術館小便。小完之後，嚇！什麼情況？！剛剛明明招牌上寫著美術館，怎麼小個便之後招牌就變了，變成外交部，是發生政變嗎？我看 "外交部" 大門口立著一個活動講臺，擠著一堆人，很多攝影記者圍繞四周，講台上有個穿西裝的對準麥克風好像準備發表演說。我趕緊也擠上去，看看發生什麼事。結果發現大家對我投以奇怪的微笑，我這才明白，原來是在拍電影。
今天跑去看第 N次的 "狂人皮埃洛"。這種片若是平常上映，會有人去看才怪。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台灣人似乎很愛趕場影展，似乎任何電影，只要掛上 "影展" 二字便一票難求。坎城影展我去了三趟，但在台灣，我卻超不喜歡看什麼影展，總覺得虛榮味道很重，非常難受。前天去看波蘭斯基的 "唐人街" ，電影結束時，竟有許多人鼓掌，感覺很噁心。國外觀眾也常鼓掌，生平看過最瘋狂的一次鼓掌是 Kusturica的 "黑貓白貓"，在劍橋的 Art Cinema 上映，簡直是全場沸騰。但台灣人的掌聲卻讓我渾身不自在，有點假，做作，有一種宣示高人一等的味道在裏頭。
可是，若沒有影展，在台灣幾乎根本不可能看到許多電影，演來演去永遠就是一堆毫無意義的賣座垃圾片。
也許是受到美國文化的影響，曾幾何時，台灣人看電影好像非吃不可，手上總是拿著一堆食物，而且都是用塑膠袋裝著，不但味道臭，而且一直製造噪音。我始終想不明白，如果很餓，為什麼不先吃完飯再來看電影？如果很渴，為什麼不先喝點水？今天我旁邊坐一個女大學生模樣的人，座位上放一杯飲料，每隔三分鐘她就會拿起來吸一口，不斷弄出塑膠袋的噪音。我很想問她，為什麼不一口喝完？這樣一直吵要吵到幾時？還好，大約半小時後，我發現她已經睡著了，還發出打鼾聲。
前排則是一位吃熱狗的男學生，後方也頻頻飄來食物的臭味和塑膠袋悉悉訴訴的聲音。大約折磨了半小時，大家才終於 "酒足飯飽"，靜了下來，不再有味道和噪音。可是，我們如果去聽音樂會或上教堂，難道也要餓成這樣、非邊吃邊聽音樂聽講道不可？跟做愛或打架一樣，藝術難道不就是一種需要投入與專注的熱情活動？有人每次做愛都得邊吃鹹酥雞邊那個的嗎？去教堂做禮拜可以一邊啃雞腿一邊聽講道嗎？
"狂人皮埃洛" 裏，男主角一路逃亡一路看書、寫作，吟詩作詞。他一再感嘆，我們曾有過輝煌的文藝鼎盛，而今安在哉？當然，高達的電影如抽象詩，沒法直接做此形而下解，但我略知他一二，知道他心裏對美國低級庸俗文化掌控全球的強烈不滿。對此我亦頗有同感。隨著科技進步，我們反倒失去說故事的能力，甚至連聽故事的能力也已蕩然無存。我發現，比方說很多人，他已經習慣好萊塢那一套語言，沒有作者，大家使用一模一樣的一套公式。這樣一種 "故事"，老實說，我反倒覺得更難理解，更不用說感動，因為太低級了。
人們看電影，就像在聽取簡報或收看新聞節目那樣，他只能在一種表面情節的低能、庸俗連結下去理解人事物；只要沿著這樣一種關係連結，他就能迅速 "看懂" 故事；因為如何如何，所以如何如何，故事大意如何，所欲傳達的訊息如何...等等。可是，如果故事真的長這副德性，那就直接公布作者所欲傳達的訊息不就好了？相反地，當這樣一種好萊塢式的低能關係連結不存在時，他就會抱怨看不懂，或是想快轉，想儘快 "知道" 故事是什麼。
法官辦案或是做研究工作是可以這樣幹沒錯，比方說我一年可以看上五百本學術用書，因為我很快就能掌握重點，可是，故事卻不是這樣看。你讀報紙社論原本就應該這樣讀，前面看看，後面看看，中間瞄兩眼，整篇文章一會兒就能看完。但故事卻不是這樣看的。就好像音樂只能以一定的內在節拍速率聆聽，不可能快轉，也不可能沿著某個什麼低能的關係連結迅速掌握重點。
故事講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但故事就是故事，故事跟音樂一樣，它不是新聞簡報，也不是知識要點。我從一個人讀我的文字的速度和反覆閱讀的次數，就能知道他是讀者或半票讀者。半票讀者只是迅速挖出他想要的 "答案" 或 "重點"，但一首歌，一段思維，一種情緒，會有什麼重點？
就如““狂人皮埃洛” 這電影能有什麼重點？男女角說：
"無數個世紀過去了，就像許多風暴。我們都到了中年，不再對著鏡子自言自語。我們殺人，我們唱歌，每次呼喚對方都用不同的名字，我們玩著小時候的角色扮演，我們是在休假的死人，我們講故事維生。你在日記裏寫著：詩是失敗者的遊戲。"
最後，
"終於找到了，永恆！太陽，溶進海裏。"
"這是我們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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