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西方社會目前突然瀰漫著自我懷疑情緒。
曾幾何時，隨着蘇聯解體，西方國家、價值觀和文明看起來在與共產主義艱苦的黑暗爭鬥中取得了勝利，西方長達多個世紀的優勢和全球影響力似乎也達到一個新的高峰。
當中國轉而走向資本主義時，這場勝利似乎更為美妙。許多人認為，中國的這種轉變預示着，緩慢演變出的中產階級會要求個人權利和透明公正——走向一種民主形式。然而，懷抱西方的價值觀是必然嗎？基本上由猶太-基督教主導的西方價值觀真能放諸四海而皆準嗎？
過去十年的歷史就是這種簡單思維令人警醒的瓦解。威權資本主義的興起打擊了由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流行假設：自由民主制已被證明是最可靠持久的政治制度。
隨着共產主義的崩潰，福山在1989年充滿希望地寫道，「我們現在看到的可能是人類意識形態演變的終結和西方自由民主作為人類政府最終形式的普遍化。」
不過，中國威權統治的逐步升級與俄羅斯轉向睚眥必報和獨裁主義，再加上極端伊斯蘭教的興起，西方自由主義的宏偉勝利似乎顯得空洞起來，甚至在西方社會中，它的價值觀也受到了威脅。
很多歐洲國家，尤其是德國和奧地利，對近期湧來的移民和敘利亞的尋求庇護者持歡迎態度。但是，這也激起了一些不大富裕的歐洲國家的批評、極右主義的反彈，以及新近出現的對伊斯蘭教和激進伊斯蘭主義在歐洲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的焦慮。
伊萬·克拉斯捷夫(Ivan Krastev)說：「1989年被認為是普世價值的勝利、歷史的終結，但對世界上其他一些人來說，它不是後冷戰的世界，而是一個後殖民的世界。」他是保加利亞索菲亞自由戰略中心(Center for Liberal Strategies)的主任，並為《紐約時報》撰寫觀點文章。
鑒於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西方心懷推向全世界的抱負創造出來的，對亞洲和非洲的許多人來說，這似乎是西方意識形態霸權的終結。克拉斯捷夫指出，畢竟，「無論自由主義，還是共產主義，都是西方塑造的——但誰是啟蒙運動的嫡子，誰又是野種？」
許多推動全球化的新興國家，包括巴西，對民主和法治抱有興趣，但對他們眼中的用虛偽掩飾的西方說教則不以為然。
就連俄羅斯也主張例外論（「第三羅馬」），自認為更完美地代表了西方文明，聲稱西方社會自利、墮落而虛偽，既表現出捍衛普世價值，但又為所欲為地忽略他們。
價值觀之間的鬥爭並不限於民主。「我們認為這個世界存在個人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分野，但這是性上的分野，」克拉斯蒂捷夫說——也就是在女性的應有地位和同性戀者的權利方面的根本分歧。
保守的俄羅斯拒絕性別平等與選擇這種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於是與很多非洲國家和伊斯蘭教、梵蒂岡、原教旨主義新教徒及正統派猶太教徒的宗教教義找到了共同點。
羅伯特·庫珀(Robert Cooper)指出，極端的宗教闡釋，尤其是在非常動蕩和危險的地區，可以是對現代生活困惑的安慰和鼓舞，或許會很快成為宗教自由和對他人寬容的敵人。庫珀是一名英國外交官，曾幫助布魯塞爾建立歐洲對外政策，並在其《和平箴言》(The Breaking of Nations)一書里詳細說明了失靈的後現代國家的問題。
簡單了解一下人類學，我們就會知道「我們認為的普世價值其實並沒有那麼普世，」他說。
比如，「我們都說民主是普世價值，但在意大利，女性到底是在何時獲得投票權的呢？美國南部的黑人呢？所以我們對於這件事的標準其實是相當膚淺的。」庫珀說。（意大利女性在1945年獲得投票權；至於在美國，可以說直到1965年投票權都是受限制的。）
如果可以選擇，「世上大概所有人都想生活在我們的社會，因為他們可以有更好的生活，而且也不用老是撒謊了，」他說。「所以也許我們不應該談論普世價值，但普世價值產生出來的社會卻對全世界人有普遍吸引力。」
中國經常被引用為民主和人權普適性的反面例子。但讓中國與眾不同的是，它對於向其他地方宣揚其模式並不感興趣。
西方普世主義是真實的，如果說存在競爭的話。蘇聯試圖傳播革命和共產主義、法國有自己的《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而美國則自詡為「山巔之城」。但是，中國依照自身利益來與世界接觸，遠離了道德目標，沒什麼慾望把其模式發揚光大。
中國的構想並非普世主義，而是重商主義，北京對重塑世界的意欲不高，比不上保護自己免受全球化的隱患，包括互聯網中不受控的自由。中國跟今天的俄羅斯一樣，正在抵制西方希望按照自己的形象來重塑世界的理想和努力。
文化歷史學者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在1986年時提出，無論如何，在民主這個概念上都會有很多困惑。「美國的外交理念和行動的一個恆久特質是，企盼、希望其他國家能夠糾正過來，成為民主國家，」他寫道。但是大家對民主的理解不一樣，他說，「我們想別人模仿的究竟是什麼？」
他表示，民主的本質是民眾的最高權威，意味着政治和社會平等。考慮到政府和精英階層傾向於認定自己代表着不善言辭的大眾，此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巴爾贊說，民主不能強加，只可以累積，具體視「諸多不同的元素和條件」而定。民主「無法從碰巧身在某個地區的不管什麼樣的民眾中創造出來；無法由陌生人從外部推進；或許也不可能由意志堅定的當地人從內部推進」。
前不久，卡內基研究院院長、美國前副國務卿威廉·J·伯恩斯(William J. Burns)重申了這一警告。他認為，相關爭論涉及的實際上是，個人權利在非西方國家——甚至包括那些被當做民主國家的社會——的意義，以及繼承下來的價值觀的「可靠性」。
「有時候，我們自己的說教和訓斥傾向會成為阻礙，但有着經久不衰吸引力的更開放的民主制度存在一個核心，」他說。這個核心就是「廣義的人權概念，即人們有權參與對自己有重要意義的政治和經濟決策；以及讓這些權利制度化的法治」。
結果「不一定要看上去像華盛頓，那樣可能反而更好，」伯恩斯說。「但尊重法律和多元化會讓社會更靈活，因為如若不然，就難以讓多民族、多宗教的社會團結在一起。」
他還表示，隨着舊有政權制度的崩潰，阿拉伯世界將長期在這個問題上掙扎。
西方社會也能看到這些壓力。伯恩斯說，「即便是在看上去是現代社會的地方，我們也能發現這種張力，民族主義的核心吸引力」，以及宗教激進主義對自認為被身份政治的主流拒之門外的少數族群的吸引。
然而，在應對不斷變化的壓力時，不管何種形式的民主，似乎都比威權政府更勝一籌。伯恩斯說，歷史的變遷不是橫向的，而是同時發生在很多不同的方向上。「穩定並不是一種靜態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