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真 | 2005.07.02 14:25 | #
多謝怡靜, 我再找時間來給它編譯一下好了.
剛剛看到一個新聞畫面, 北京某個動物園, 管理員拿起一根棍子毆打三隻熊, 棒子猛揮, 挺可怕, 但我也在想, 動物這麼可愛, 怎麼忍心把牠們打成這樣? 是跟熊有仇嗎? 應該不是, 我看是跟那樣一種工作環境有仇才對, 要不然幹嘛對動物發那麼大脾氣?!
所以, 妳講得很對, 在動物倒楣之前, 通常有一些人已經倒楣在先, 他們並沒有得到良好的待遇和尊重, 這樣一種日積月累的怨氣, 通常就會發洩在比牠更弱小的對象身上.
十二年前, 剛當上第一年主治醫師時, 在某家醫院工作. 剛去上班時, 有一天晚上值班, 病房裏沒什麼事, 於是就跟護士們聊天, 我談到該院毆打病患的 “傳聞”, 我問護士說, “真有此事嗎?” 原本以為她們會說那只是一種傳聞, 沒想到一個最老實的護士同事卻驚訝地跟我說: “陳醫師, 你之前是待哪個醫院啊? 台灣有不打人的精神科嗎?”
我一聽, 嚇壞了. 天啊! 我活在十八世紀嗎?
後來, 有一天終於被我親眼看到. 有位六十歲左右的男性病患, 晚上十一、二點了還不睡, 跑到護理站講話講不停. 護士依病房規定, 必須勸病患入房睡覺, 但他不聽, 於是護士就叫護佐 (類似警衛) 來 “勸”. 同時也打電話到值班室跟我講這個狀況, 問我要不要開個安眠藥給那個病人吃, 讓他入睡.
一般這種情況, 醫生會在電話中用口頭開藥, 隔天才在病歷上補寫醫囑. 但我有個習慣, 盡量不用電話開藥. 不管大大小小的狀況, 不管半夜幾點, 我一般都會親自到現場, 然後再決定要怎麼處理, 所以我就說我馬上過去病房, 就把電話掛了.
進去病房後, 竟然看到兩位護佐正在踢打那個病人, 還把他倒拖著走, 一顆 “頭” 就在地上拖著走, 邊拖還邊踢, 病人則努力抗拒.
我當然馬上制止. 隔天一早就去找醫院主管, 要求開個大會, 把大家都找來, 講好以後不可再有這種事, 並且要求擬定長短期解決辦法.
醫院本來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想跟我摸摸頭, 安撫我, 要我算了. 但我說, 醫院若不面對這件事, 我就召開記者會, 訴諸大眾, 然後引疚辭職.
醫院一聽, 馬的, 請來這麼一個掃把星, 找麻煩! 他們顯然對我很不滿, 但既然理虧, 只好聽我的, 隔天果真就開會檢討此事.
但我一開始就跟他們講得很清楚, 我說, 這事情不該追究那兩位打人的護佐, 因為這不是他們的問題, 而是醫院本身的問題. 整個醫院那麼多病房, 幾百個病患, 卻只有寥寥幾個護佐輪班. 許多時候, 他們為了維護秩序, 為了做好他們的工作, 或甚至只是為了在和病患的衝突中保護自己, “只好” 使用暴力. 因為這是短時間內最有效或甚至不得已的一種管理秩序的方法.
要解決這個問題, 不是怪護佐沒愛心; 這跟愛不愛心似乎關係不大, 這主要是跟醫院相關人力過少有關, 甚至事實上, 醫院過去就是要他們這麼做, 用打的比較快, 甚至還說 “瘋子怕打”.
這樣一種 “醫院管理” 方式, 可以幫醫院節省很多經費, 因為藉由暴力, 一個護佐可以抵五個人用, 很省錢.
我把我認為的問題根源講得很清楚, 我說這是醫院人力結構不足、不良以及缺乏專業訓練的問題, 我要求醫院改善這些根本問題. 沒想到他們以及一些主管, 卻把箭頭全指向那兩位打人的護佐, 擺明就是要處分他們, 把他們妖魔化, 把結構問題轉化成一種個人問題.
我很生氣, 進一步寫院內公開信, 敘述此種處理方式之不當, 我說, 如果此事該有人負責, 應該是我負責, 因為我是那天晚上的值班醫師, 被揍的也剛好是我的病人. 要處分應該是處分我, 怎麼反而是找比較沒有能力反抗的人開刀, 而醫院本身卻一點事也沒有, 完全不檢討自己.
之後還有很多精采內幕, 這我就不說了. 總之, 結局是醫院答應不處分那兩位護佐, 並且也的確做了一些改善. 對我而言, 雖不滿意, 但還能接受.
不過, 我的報應也隨後跟著來了. 之後的日子開始變得不是很好過. “報應” 其實不是明著來, 而是隱隱諱諱的, 但我是被整的人, 自然很容易就能感覺得出來那是一種叫我捲鋪蓋滾蛋的意思. 於是一年約滿之後, 我就自己辭職了.
故事還沒完, 這只是上半場, 在我離開之後兩年內, 陸陸續續還有一些發展, 同樣是有關打人的事, 民進黨那時還挺有理想, 常找到我這邊來, 我也傻傻地配合, 幾次 “挺身而出” 到市議會做證, 證明醫界或該院一些違反人權的作法.
後來, 我對我的 “正義” 之聲卻感到挺後悔. 我很想改變一些惡劣現狀, 但卻無能命中要害, 無能改變結構問題, 卻反而總是害慘了一些當事人.
醫院或醫界, 就像一種宮廷, 宮廷的制度和結構本身, 才是問題的根源, 但宮廷卻往往不是你能輕易改變的, 在你發揮 “正義感” 的同時, 你不但沒有能改變多少現狀, 卻往往只是平白犧牲了一些個人.
而這些個人, 即便是貴為主管或甚至院長本人, 在我看來都只是跟我一樣的弱者. 或者說, 我跟他們一樣, 其實都只是某種共犯結構的一份子, 差別只是在於我們抵抗宮廷的方式不一樣. 有些人 “進入” 宮廷, 企圖慢慢改變它的枝枝節節, 但我之前卻總是想要宮廷做出一種劇烈改變, 只要是不對的事, 就應立即改變.
如果前者稱得上是一種改革, 那我的作法比較像一種革命. 革命當然感覺比較悲壯, 但悲壯到底有什麼用, 在經歷過那些事之後, 我開始感到懷疑.
再說, 我個人悲壯也就算了, 反正是我自找的, 許多報應怪不得別人, 但事實上, 革命經常只是犧牲一些不需要犧牲或甚至不該被犧牲的人. 他們之被迫犧牲, 當然是為了保護宮廷本身之不受挑戰.
很多左派的人不喜歡Karl Popper, 認為他很保守, 但在我當了幾年醫生之後, 卻越來越認同 “保守” 的 Popper, 比方說他認為, 社會發展過程中, 點點滴滴的緩慢改變, 會比一種劇烈的、外來的、突如其來的改變更好.
於是, 我的 “改革時間表” 也就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
林義雄經歷滅門血案後, 很多人勸他留在台灣, 為反國民黨大業盡一份心力, 不要在那風起雲湧的革命年代出國留學, 但他仍執意出國, 丟下一句名言說: “看我一世, 不要看我一時”.
我挺喜歡這句話. 但我有時也常想, 一個人的一世, 頂多不過百歲光陰, 其實還是太短太快, 不足以做為 “改革時間表” 的一種計算單位. 很多事既非一朝一夕可竟其功, 但也不是區區百年就能完成. 當然, 這得看你懷抱一種什麼樣的夢.
陳真 2005. 7. 2.
剛剛看到一個新聞畫面, 北京某個動物園, 管理員拿起一根棍子毆打三隻熊, 棒子猛揮, 挺可怕, 但我也在想, 動物這麼可愛, 怎麼忍心把牠們打成這樣? 是跟熊有仇嗎? 應該不是, 我看是跟那樣一種工作環境有仇才對, 要不然幹嘛對動物發那麼大脾氣?!
所以, 妳講得很對, 在動物倒楣之前, 通常有一些人已經倒楣在先, 他們並沒有得到良好的待遇和尊重, 這樣一種日積月累的怨氣, 通常就會發洩在比牠更弱小的對象身上.
十二年前, 剛當上第一年主治醫師時, 在某家醫院工作. 剛去上班時, 有一天晚上值班, 病房裏沒什麼事, 於是就跟護士們聊天, 我談到該院毆打病患的 “傳聞”, 我問護士說, “真有此事嗎?” 原本以為她們會說那只是一種傳聞, 沒想到一個最老實的護士同事卻驚訝地跟我說: “陳醫師, 你之前是待哪個醫院啊? 台灣有不打人的精神科嗎?”
我一聽, 嚇壞了. 天啊! 我活在十八世紀嗎?
後來, 有一天終於被我親眼看到. 有位六十歲左右的男性病患, 晚上十一、二點了還不睡, 跑到護理站講話講不停. 護士依病房規定, 必須勸病患入房睡覺, 但他不聽, 於是護士就叫護佐 (類似警衛) 來 “勸”. 同時也打電話到值班室跟我講這個狀況, 問我要不要開個安眠藥給那個病人吃, 讓他入睡.
一般這種情況, 醫生會在電話中用口頭開藥, 隔天才在病歷上補寫醫囑. 但我有個習慣, 盡量不用電話開藥. 不管大大小小的狀況, 不管半夜幾點, 我一般都會親自到現場, 然後再決定要怎麼處理, 所以我就說我馬上過去病房, 就把電話掛了.
進去病房後, 竟然看到兩位護佐正在踢打那個病人, 還把他倒拖著走, 一顆 “頭” 就在地上拖著走, 邊拖還邊踢, 病人則努力抗拒.
我當然馬上制止. 隔天一早就去找醫院主管, 要求開個大會, 把大家都找來, 講好以後不可再有這種事, 並且要求擬定長短期解決辦法.
醫院本來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想跟我摸摸頭, 安撫我, 要我算了. 但我說, 醫院若不面對這件事, 我就召開記者會, 訴諸大眾, 然後引疚辭職.
醫院一聽, 馬的, 請來這麼一個掃把星, 找麻煩! 他們顯然對我很不滿, 但既然理虧, 只好聽我的, 隔天果真就開會檢討此事.
但我一開始就跟他們講得很清楚, 我說, 這事情不該追究那兩位打人的護佐, 因為這不是他們的問題, 而是醫院本身的問題. 整個醫院那麼多病房, 幾百個病患, 卻只有寥寥幾個護佐輪班. 許多時候, 他們為了維護秩序, 為了做好他們的工作, 或甚至只是為了在和病患的衝突中保護自己, “只好” 使用暴力. 因為這是短時間內最有效或甚至不得已的一種管理秩序的方法.
要解決這個問題, 不是怪護佐沒愛心; 這跟愛不愛心似乎關係不大, 這主要是跟醫院相關人力過少有關, 甚至事實上, 醫院過去就是要他們這麼做, 用打的比較快, 甚至還說 “瘋子怕打”.
這樣一種 “醫院管理” 方式, 可以幫醫院節省很多經費, 因為藉由暴力, 一個護佐可以抵五個人用, 很省錢.
我把我認為的問題根源講得很清楚, 我說這是醫院人力結構不足、不良以及缺乏專業訓練的問題, 我要求醫院改善這些根本問題. 沒想到他們以及一些主管, 卻把箭頭全指向那兩位打人的護佐, 擺明就是要處分他們, 把他們妖魔化, 把結構問題轉化成一種個人問題.
我很生氣, 進一步寫院內公開信, 敘述此種處理方式之不當, 我說, 如果此事該有人負責, 應該是我負責, 因為我是那天晚上的值班醫師, 被揍的也剛好是我的病人. 要處分應該是處分我, 怎麼反而是找比較沒有能力反抗的人開刀, 而醫院本身卻一點事也沒有, 完全不檢討自己.
之後還有很多精采內幕, 這我就不說了. 總之, 結局是醫院答應不處分那兩位護佐, 並且也的確做了一些改善. 對我而言, 雖不滿意, 但還能接受.
不過, 我的報應也隨後跟著來了. 之後的日子開始變得不是很好過. “報應” 其實不是明著來, 而是隱隱諱諱的, 但我是被整的人, 自然很容易就能感覺得出來那是一種叫我捲鋪蓋滾蛋的意思. 於是一年約滿之後, 我就自己辭職了.
故事還沒完, 這只是上半場, 在我離開之後兩年內, 陸陸續續還有一些發展, 同樣是有關打人的事, 民進黨那時還挺有理想, 常找到我這邊來, 我也傻傻地配合, 幾次 “挺身而出” 到市議會做證, 證明醫界或該院一些違反人權的作法.
後來, 我對我的 “正義” 之聲卻感到挺後悔. 我很想改變一些惡劣現狀, 但卻無能命中要害, 無能改變結構問題, 卻反而總是害慘了一些當事人.
醫院或醫界, 就像一種宮廷, 宮廷的制度和結構本身, 才是問題的根源, 但宮廷卻往往不是你能輕易改變的, 在你發揮 “正義感” 的同時, 你不但沒有能改變多少現狀, 卻往往只是平白犧牲了一些個人.
而這些個人, 即便是貴為主管或甚至院長本人, 在我看來都只是跟我一樣的弱者. 或者說, 我跟他們一樣, 其實都只是某種共犯結構的一份子, 差別只是在於我們抵抗宮廷的方式不一樣. 有些人 “進入” 宮廷, 企圖慢慢改變它的枝枝節節, 但我之前卻總是想要宮廷做出一種劇烈改變, 只要是不對的事, 就應立即改變.
如果前者稱得上是一種改革, 那我的作法比較像一種革命. 革命當然感覺比較悲壯, 但悲壯到底有什麼用, 在經歷過那些事之後, 我開始感到懷疑.
再說, 我個人悲壯也就算了, 反正是我自找的, 許多報應怪不得別人, 但事實上, 革命經常只是犧牲一些不需要犧牲或甚至不該被犧牲的人. 他們之被迫犧牲, 當然是為了保護宮廷本身之不受挑戰.
很多左派的人不喜歡Karl Popper, 認為他很保守, 但在我當了幾年醫生之後, 卻越來越認同 “保守” 的 Popper, 比方說他認為, 社會發展過程中, 點點滴滴的緩慢改變, 會比一種劇烈的、外來的、突如其來的改變更好.
於是, 我的 “改革時間表” 也就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
林義雄經歷滅門血案後, 很多人勸他留在台灣, 為反國民黨大業盡一份心力, 不要在那風起雲湧的革命年代出國留學, 但他仍執意出國, 丟下一句名言說: “看我一世, 不要看我一時”.
我挺喜歡這句話. 但我有時也常想, 一個人的一世, 頂多不過百歲光陰, 其實還是太短太快, 不足以做為 “改革時間表” 的一種計算單位. 很多事既非一朝一夕可竟其功, 但也不是區區百年就能完成. 當然, 這得看你懷抱一種什麼樣的夢.
陳真 2005.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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