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真 | 2014.12.06 03:32 | #
裕勝你好。
我不認識呂秀蓮，但她有些好朋友同時也是我的好朋友，因此對她略知一二；不過，主要仍然還是從她的公眾言行上去了解，就跟一般人對她的了解也許差不多，我並沒有其它特別的認知。
呂秀蓮大我大概20歲，既是前輩，也是長輩。對於長輩，除非像李登輝那樣一種大惡棍，或是某種言行作風太離譜，否則我一般不會特別點名批評。
大約是1995年左右吧，我在教會公報上寫了篇文章叫 "我們不需要領袖"，批評施明德過於抬舉自己，儼然是咱們大家的救世主似的。隔天早上，接到林義雄的電話，說我這文章寫得挺好，說我對於政治人物的批評恰恰是一般人所缺乏的一種眼光和角度，鼓勵我多寫，不用客氣。
對於比我還老一輩的人，也就是美麗島事件受刑人那一代及其家屬，我所知道的，自然不可能比他們彼此之間知道的更多，但其實也不算少了。很多事，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也許都得帶進墳墓裏了。
倒也不一定是什麼駭人聽聞的內幕，很多其實只是一些小事；從政治上看，或從現實意義上看，也許是小事，但對於一個文人來說，卻是大事。
這些事，其實以美麗成份居多，只是往往說來極其可悲，未語淚先流。我既然能了解陳圓圓，了解楊絳、錢鍾書，了解 Alan Turing，了解古往今來許許多多人的滄桑，自然也能體會上一代人的無數悲歡。只是咱們這社會似乎只聽得進政治語言，聽不見其它聲音。政治掩蓋了一切， 也消滅了一切理應處於事物中心位置的美麗與哀愁。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講到這邊來，也許我原本只是想說，上一代人之間，儘管表面上種種是非恩怨糾結，但那一代人的屬性，跟我這一代不同，跟下一代或下下一代之輕薄短小更是天差地遠。
那一代人，歷經滄桑，彼此之間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情感，而非凡事以政治盤算來理解。我是這樣看待呂秀蓮跟阿扁。連我都想再度揚言替阿扁坐牢，何況他們彼此之間的情誼。
回到現實上，回到政治語言上來說，我不認為阿扁是裝的。做為一個政治人物，他很壞，但他並不猥瑣；他不會在這樣一種處境下去裝病，裝可憐。
釋放阿扁，不管是政治問題或法律問題，終究都是合情合理更合法。特赦本來就是總統的權限。至於當事人認不認罪，對於赦免來說，一點也不重要。我們若要原諒一個人，就直接原諒了，而不需要對方幡然悔悟。
很多年前，我在一本書上讀到一個據說是真實的故事，但我不確定是否完全真實。地點在美國，有個虔誠的年輕女孩，信奉天主教，遭到歹徒姦殺。臨死之際，剩下最後一口氣，卻對凶手說，祈求上帝能赦免你。凶手聞言十分震驚。後來，禁不起良心折磨而自首，出獄後成為神職人員。
講這個例子也許有點陳義過高，不過，基本精神是類似的。阿扁犯下許多錯，製造許多人的痛苦，但如果有機會可以赦免他，何樂不為呢？他畢竟又不是什麼殺人越貨的江洋大盜；他畢竟承載過許多人的希望與夢想。
我們都能赦免國民黨上個世紀種種卑劣無恥甚至血腥殘暴的倒行逆施了，怎麼你現在卻要把所謂法律正義給伸張到底呢？若真要伸張所謂法律正義，若真要算舊帳，國民黨裏頭，死去的，還有活著的，黑資料還會少嗎？
兩年前吧，我在桂林機場買了一本莫言的書，序言有這麼一段話，這段談話，是莫言在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上講的一個故事。他說：
“歌德和貝多芬在路上並肩行走。突然，對面來了國王的儀仗隊。貝多芬昂首挺胸，從儀仗隊面前挺身而過。歌德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在儀仗隊面前恭敬肅 立。年輕的時候，我也認爲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像話了。隨著年齡增長，我慢慢意識到，在某種意義上，像貝多芬那樣做也許並不困難，但像歌德那樣，退到路 邊，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對著國王的儀仗恭恭敬敬地行禮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
對於這故事，我頗能起共鳴。人家若讚我有勇氣，說我是條漢子，我聽了，總有一種委屈疏離感，因為那並非我的屬性；我身上並沒有那樣一種所謂勇猛的記號。血跡淚痕倒是斑斑點點，數都數不清。
1989年，我仍是個實習醫師，被國民黨以煽惑內亂罪移送法辦。在一種與今日沒啥兩樣的忠黨愛國強大氣氛下，我在醫界，人見人怕，大家看到我就像看到鬼一樣，深怕與我靠近會惹禍上身。更多的狀況其實是人見人厭，看到我就像看到什麼眾人唾棄的髒東西一樣。
工作一個個錄取，也隨之一個個解聘，因為叛亂犯不能當醫生，更不能到公立醫院當醫生，不能當公務員。
也許出於天下唯恐不亂的心態，媒體說我準備步上鄭南榕後塵，打算自焚；各式各樣的謠言，以及令我很不屑的來自同志們出於政治鬥爭考量的所謂聲援。為了怕連累家人，我悄悄離開了家，家人不知我下落，直到有一天，我被宣告病危，院方找來我家人。
此時距我離家約兩年，兩年後母子重逢，但卻僅僅只有半天的相聚。
隔天，惡秏傳來，我不顧醫院對我發出的病危通告，堅持立刻出院，從林口長庚連夜趕回台南。迎接我的，卻是母親早已冰涼的遺體，眼角留下一道很深很長的淚痕。
我只是想說，也許對於某些人而言，他所曾經歷的，對於所謂什麼反抗強權的勇氣，其實根本微不足道。那不是什麼值得稱讚的東西。孤兒寡母的眼淚，也許才是一切力量的來源。一行禪師有這麼一句詩："我昨日的淚水，已化成雨水"。
1997年出國前夕，我在報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標題是: "不捨夢想：辭別台灣親友"。我在這信裏引用一段戲曲自況：
西班牙內戰，一戰敗軍官流亡國外，流亡前夕告別阿母說我會再回來看妳。若干年後阿母重病遽逝，敵人以此為餌，放出假消息，誘騙軍官返國見阿母最後一面。有人同情軍官，告知真相，促其勿回，軍官毅然自陷險境，在病床邊擦拭死去多時的阿母眼角淚痕，中伏而死。
故事的結局是，敵人發現軍官原來早知埋伏，卻仍直奔黃泉，對此感到震驚而無法理解。李敖聞曲有感，翻譯一段詞：「遣盡悲懷，我尚何求？死亡日喚，魂得自由；親我阿母，念伊雙眸，親拭情淚，長為我流。」
軍官流亡在外，認識一個小朋友，這小朋友很喜歡聽軍官講故事，對軍官家鄉及往日種種十分神往。軍官準備赴死，小朋友卻以為他是要「反攻大陸」去，十分興奮，期待早日凱旋相見。軍官不忍說穿，其實永無再見之日；臨別前夕，與小朋友聊天的那個愉快夜晚，美麗而寧靜。
講著講著，我老是會往文的方向走。仍然還是回到政治語言上來講。當代及近代政壇中，我最仰慕的人就是金大中。
他從七零年代一直到1997年當上總統之前，三十幾年之中，黑牢、軟禁不斷，前後加一加至少十幾年；其間更是幾度被暗殺未遂。
最為驚險的一次是綁架後裝入桶中，準備丟進大海。美國接獲情報，緊急派戰機起飛，美日聯手，追上船隻，直抵海上現場，千鈞一髮之際救起金大中。
除此之外，金鍾泌還製造假車禍，金大中逃過死劫，但瘸了一條腿。黑牢及軟禁那十幾年，更是嚴刑拷打不斷，使其肢體傷殘，一耳失聰。
另外，全斗煥及盧泰愚等人在光州事件中殺害了至少幾百名甚至可能高達兩千名發起抗議的韓國大學生，然後嫁禍給金大中，說是他發起抗爭，應為此事件負責，判他死刑。美國聞言，應該是雷根吧，於是緊急透過外交途徑，以其它政治利益，交換金大中一條命。
後來，金大中幾度競選總統失利，宣佈退出政壇。應該是1995年吧，來到劍橋當訪問學者。(我若早兩年來，就能跟他 "同一屆" 了。我剛來劍橋第一年也是訪問學者)
1997-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韓國情況危急，瀕臨破產。記得當時我人在英國，好多韓國留學生因為貨幣急遽貶值而被迫輟學返國。金大中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返國再度投入選戰，順利當上總統。
當他當上總統後，全斗煥和盧泰愚等人早已因為許許多多的案件例如叛國及貪污等，被判死刑。除了殺害幾百幾千個學生之外，他們兩位前總統貪污規模之大，恐怕不是阿扁可以比得上。
但是，金大中卻在學生一片暴力抗議衝突中，堅持特赦。當時不光是學生抗議，韓國的輿論更是反對特赦這兩個殺人凶手兼大貪官。
如果你當時有在注意這些事，你就會知道，那樣一種反對聲浪，可謂排山倒海，十分驚人。但金大中不但堅持特赦全斗煥和盧泰愚，並且還邀請他們來家中做客，請他們吃飯。
你要知道，他們可是過去處心積慮要殺害金大中的仇人喔，不但對金大中幾度施予酷刑，打爛身子，而且製造假車禍，想撞死他卻沒撞死，但跛了一條腿；同時還判他死刑定讞，正要槍決之際，仍然是美國救了他。(不過，即便美國有兩次救命之恩，金大中的左傾反美態度始終沒有改變。)
我要說的是，金大中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相信寬恕，不相信復仇；即使輿論強烈反對特赦，學生甚至發起大規模抗議，要求立即處死這兩位前總統，金大中仍然行使特赦。
除了寬恕，金大中當然也著眼於社會的和解。他甚至懇求在國家面臨艱難之際，這兩位前總統能夠幫忙他施政，把韓國救起來。
過去韓國的政治，充滿血腥暴力暗殺刑求。這一方人馬上台，就盡情打擊虐待殘殺另一方。在各方勢力上上下下的復仇與迫害過程中，金大中卻永遠是被迫害的那一個；不管誰上台都想殺他。
但是，當他一朝掌權時，他卻赦免了所有人，並且還努力想做球給這些昔日想殺他的兇手，努力想把各種和解的榮耀歸功給這些人，希望社會能因此寬待他們。
他的故事我寫不完。我只能說，這樣一種胸襟、氣度和見識，不但感動韓國人，也感動世人，更是深深感動了我。這樣一種精神，我相信對所有人都是有利的。仍然還是甘地那句老話：以眼還眼，舉世皆盲。
我不敢太歌頌金大中，因為那聽起來彷彿我也沾上了一點邊似的。這倒不是事實。至少目前還不是事實。我沒有那樣一種寬恕胸懷，這點學姊可做證。我只能說，我能感受到這樣一種寬恕確實可貴。復仇很容易，寬恕卻很難。
沒有能回答你的問題。但我睏了，累了兩三天，要睡了，就寫這樣吧。前塵今事，道不盡，語難休，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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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認識呂秀蓮，但她有些好朋友同時也是我的好朋友，因此對她略知一二；不過，主要仍然還是從她的公眾言行上去了解，就跟一般人對她的了解也許差不多，我並沒有其它特別的認知。
呂秀蓮大我大概20歲，既是前輩，也是長輩。對於長輩，除非像李登輝那樣一種大惡棍，或是某種言行作風太離譜，否則我一般不會特別點名批評。
大約是1995年左右吧，我在教會公報上寫了篇文章叫 "我們不需要領袖"，批評施明德過於抬舉自己，儼然是咱們大家的救世主似的。隔天早上，接到林義雄的電話，說我這文章寫得挺好，說我對於政治人物的批評恰恰是一般人所缺乏的一種眼光和角度，鼓勵我多寫，不用客氣。
對於比我還老一輩的人，也就是美麗島事件受刑人那一代及其家屬，我所知道的，自然不可能比他們彼此之間知道的更多，但其實也不算少了。很多事，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也許都得帶進墳墓裏了。
倒也不一定是什麼駭人聽聞的內幕，很多其實只是一些小事；從政治上看，或從現實意義上看，也許是小事，但對於一個文人來說，卻是大事。
這些事，其實以美麗成份居多，只是往往說來極其可悲，未語淚先流。我既然能了解陳圓圓，了解楊絳、錢鍾書，了解 Alan Turing，了解古往今來許許多多人的滄桑，自然也能體會上一代人的無數悲歡。只是咱們這社會似乎只聽得進政治語言，聽不見其它聲音。政治掩蓋了一切， 也消滅了一切理應處於事物中心位置的美麗與哀愁。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講到這邊來，也許我原本只是想說，上一代人之間，儘管表面上種種是非恩怨糾結，但那一代人的屬性，跟我這一代不同，跟下一代或下下一代之輕薄短小更是天差地遠。
那一代人，歷經滄桑，彼此之間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情感，而非凡事以政治盤算來理解。我是這樣看待呂秀蓮跟阿扁。連我都想再度揚言替阿扁坐牢，何況他們彼此之間的情誼。
回到現實上，回到政治語言上來說，我不認為阿扁是裝的。做為一個政治人物，他很壞，但他並不猥瑣；他不會在這樣一種處境下去裝病，裝可憐。
釋放阿扁，不管是政治問題或法律問題，終究都是合情合理更合法。特赦本來就是總統的權限。至於當事人認不認罪，對於赦免來說，一點也不重要。我們若要原諒一個人，就直接原諒了，而不需要對方幡然悔悟。
很多年前，我在一本書上讀到一個據說是真實的故事，但我不確定是否完全真實。地點在美國，有個虔誠的年輕女孩，信奉天主教，遭到歹徒姦殺。臨死之際，剩下最後一口氣，卻對凶手說，祈求上帝能赦免你。凶手聞言十分震驚。後來，禁不起良心折磨而自首，出獄後成為神職人員。
講這個例子也許有點陳義過高，不過，基本精神是類似的。阿扁犯下許多錯，製造許多人的痛苦，但如果有機會可以赦免他，何樂不為呢？他畢竟又不是什麼殺人越貨的江洋大盜；他畢竟承載過許多人的希望與夢想。
我們都能赦免國民黨上個世紀種種卑劣無恥甚至血腥殘暴的倒行逆施了，怎麼你現在卻要把所謂法律正義給伸張到底呢？若真要伸張所謂法律正義，若真要算舊帳，國民黨裏頭，死去的，還有活著的，黑資料還會少嗎？
兩年前吧，我在桂林機場買了一本莫言的書，序言有這麼一段話，這段談話，是莫言在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上講的一個故事。他說：
“歌德和貝多芬在路上並肩行走。突然，對面來了國王的儀仗隊。貝多芬昂首挺胸，從儀仗隊面前挺身而過。歌德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在儀仗隊面前恭敬肅 立。年輕的時候，我也認爲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像話了。隨著年齡增長，我慢慢意識到，在某種意義上，像貝多芬那樣做也許並不困難，但像歌德那樣，退到路 邊，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對著國王的儀仗恭恭敬敬地行禮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
對於這故事，我頗能起共鳴。人家若讚我有勇氣，說我是條漢子，我聽了，總有一種委屈疏離感，因為那並非我的屬性；我身上並沒有那樣一種所謂勇猛的記號。血跡淚痕倒是斑斑點點，數都數不清。
1989年，我仍是個實習醫師，被國民黨以煽惑內亂罪移送法辦。在一種與今日沒啥兩樣的忠黨愛國強大氣氛下，我在醫界，人見人怕，大家看到我就像看到鬼一樣，深怕與我靠近會惹禍上身。更多的狀況其實是人見人厭，看到我就像看到什麼眾人唾棄的髒東西一樣。
工作一個個錄取，也隨之一個個解聘，因為叛亂犯不能當醫生，更不能到公立醫院當醫生，不能當公務員。
也許出於天下唯恐不亂的心態，媒體說我準備步上鄭南榕後塵，打算自焚；各式各樣的謠言，以及令我很不屑的來自同志們出於政治鬥爭考量的所謂聲援。為了怕連累家人，我悄悄離開了家，家人不知我下落，直到有一天，我被宣告病危，院方找來我家人。
此時距我離家約兩年，兩年後母子重逢，但卻僅僅只有半天的相聚。
隔天，惡秏傳來，我不顧醫院對我發出的病危通告，堅持立刻出院，從林口長庚連夜趕回台南。迎接我的，卻是母親早已冰涼的遺體，眼角留下一道很深很長的淚痕。
我只是想說，也許對於某些人而言，他所曾經歷的，對於所謂什麼反抗強權的勇氣，其實根本微不足道。那不是什麼值得稱讚的東西。孤兒寡母的眼淚，也許才是一切力量的來源。一行禪師有這麼一句詩："我昨日的淚水，已化成雨水"。
1997年出國前夕，我在報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標題是: "不捨夢想：辭別台灣親友"。我在這信裏引用一段戲曲自況：
西班牙內戰，一戰敗軍官流亡國外，流亡前夕告別阿母說我會再回來看妳。若干年後阿母重病遽逝，敵人以此為餌，放出假消息，誘騙軍官返國見阿母最後一面。有人同情軍官，告知真相，促其勿回，軍官毅然自陷險境，在病床邊擦拭死去多時的阿母眼角淚痕，中伏而死。
故事的結局是，敵人發現軍官原來早知埋伏，卻仍直奔黃泉，對此感到震驚而無法理解。李敖聞曲有感，翻譯一段詞：「遣盡悲懷，我尚何求？死亡日喚，魂得自由；親我阿母，念伊雙眸，親拭情淚，長為我流。」
軍官流亡在外，認識一個小朋友，這小朋友很喜歡聽軍官講故事，對軍官家鄉及往日種種十分神往。軍官準備赴死，小朋友卻以為他是要「反攻大陸」去，十分興奮，期待早日凱旋相見。軍官不忍說穿，其實永無再見之日；臨別前夕，與小朋友聊天的那個愉快夜晚，美麗而寧靜。
講著講著，我老是會往文的方向走。仍然還是回到政治語言上來講。當代及近代政壇中，我最仰慕的人就是金大中。
他從七零年代一直到1997年當上總統之前，三十幾年之中，黑牢、軟禁不斷，前後加一加至少十幾年；其間更是幾度被暗殺未遂。
最為驚險的一次是綁架後裝入桶中，準備丟進大海。美國接獲情報，緊急派戰機起飛，美日聯手，追上船隻，直抵海上現場，千鈞一髮之際救起金大中。
除此之外，金鍾泌還製造假車禍，金大中逃過死劫，但瘸了一條腿。黑牢及軟禁那十幾年，更是嚴刑拷打不斷，使其肢體傷殘，一耳失聰。
另外，全斗煥及盧泰愚等人在光州事件中殺害了至少幾百名甚至可能高達兩千名發起抗議的韓國大學生，然後嫁禍給金大中，說是他發起抗爭，應為此事件負責，判他死刑。美國聞言，應該是雷根吧，於是緊急透過外交途徑，以其它政治利益，交換金大中一條命。
後來，金大中幾度競選總統失利，宣佈退出政壇。應該是1995年吧，來到劍橋當訪問學者。(我若早兩年來，就能跟他 "同一屆" 了。我剛來劍橋第一年也是訪問學者)
1997-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韓國情況危急，瀕臨破產。記得當時我人在英國，好多韓國留學生因為貨幣急遽貶值而被迫輟學返國。金大中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返國再度投入選戰，順利當上總統。
當他當上總統後，全斗煥和盧泰愚等人早已因為許許多多的案件例如叛國及貪污等，被判死刑。除了殺害幾百幾千個學生之外，他們兩位前總統貪污規模之大，恐怕不是阿扁可以比得上。
但是，金大中卻在學生一片暴力抗議衝突中，堅持特赦。當時不光是學生抗議，韓國的輿論更是反對特赦這兩個殺人凶手兼大貪官。
如果你當時有在注意這些事，你就會知道，那樣一種反對聲浪，可謂排山倒海，十分驚人。但金大中不但堅持特赦全斗煥和盧泰愚，並且還邀請他們來家中做客，請他們吃飯。
你要知道，他們可是過去處心積慮要殺害金大中的仇人喔，不但對金大中幾度施予酷刑，打爛身子，而且製造假車禍，想撞死他卻沒撞死，但跛了一條腿；同時還判他死刑定讞，正要槍決之際，仍然是美國救了他。(不過，即便美國有兩次救命之恩，金大中的左傾反美態度始終沒有改變。)
我要說的是，金大中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相信寬恕，不相信復仇；即使輿論強烈反對特赦，學生甚至發起大規模抗議，要求立即處死這兩位前總統，金大中仍然行使特赦。
除了寬恕，金大中當然也著眼於社會的和解。他甚至懇求在國家面臨艱難之際，這兩位前總統能夠幫忙他施政，把韓國救起來。
過去韓國的政治，充滿血腥暴力暗殺刑求。這一方人馬上台，就盡情打擊虐待殘殺另一方。在各方勢力上上下下的復仇與迫害過程中，金大中卻永遠是被迫害的那一個；不管誰上台都想殺他。
但是，當他一朝掌權時，他卻赦免了所有人，並且還努力想做球給這些昔日想殺他的兇手，努力想把各種和解的榮耀歸功給這些人，希望社會能因此寬待他們。
他的故事我寫不完。我只能說，這樣一種胸襟、氣度和見識，不但感動韓國人，也感動世人，更是深深感動了我。這樣一種精神，我相信對所有人都是有利的。仍然還是甘地那句老話：以眼還眼，舉世皆盲。
我不敢太歌頌金大中，因為那聽起來彷彿我也沾上了一點邊似的。這倒不是事實。至少目前還不是事實。我沒有那樣一種寬恕胸懷，這點學姊可做證。我只能說，我能感受到這樣一種寬恕確實可貴。復仇很容易，寬恕卻很難。
沒有能回答你的問題。但我睏了，累了兩三天，要睡了，就寫這樣吧。前塵今事，道不盡，語難休，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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