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真 | 2015.03.09 04:26 | #
巴勒網有不少大陸同胞，怕他們看不懂，我幫忙翻譯一下：
"哩細歹玩郎哩未工歹意?"
翻譯："你是台灣人，不講台語？"
"哪細愛歹玩齁，丟愛公歹意啦"
翻譯："你若愛台灣，就要講台語啦。"
小時候我的普通話原本還行，甚至還參加過 "國語文朗讀比賽"，可是，自從台南到台北唸高中之後沒多久，我就變得很偏激，盡量不講普通話，也就是所謂國語。因此經常惹來許多爭議，甚至肢體衝突與風波。
我甚至也不願稱呼它為國語，因為我覺得獨尊普通話為一國之語很霸道，所以堅持稱呼它為 "北京話"，它其實也只是一種 "方言"。
國中和小學都在台南唸書，雖然官方政策上有所謂 "國語推行員"，專門以各種羞辱人的方式處罰講台語者，例如身上掛狗牌在走廊或操場上罰站，但南部大多數人當然不會排斥台語，所以，講台語基本上還不至於隨時隨地招來更大的羞辱。
國語推行員通常都由老師直接任命不喜歡講國語的人，所以我經常擔任這項國家所賦予的以語言復興中華文化的重任；誰敢講台語(所謂方言)，我就必須像足球裁判那樣，遞給他一張罰單或警告牌，藉以罰款若干，或是交由老師定奪，根據罰單多寡，公開給予各種處罰，包括自己掌嘴或是互相掌嘴，青蛙跳，半蹲，掛狗牌罰站等等。狗牌上則寫下此人罪狀，例如 "我不愛國，我講方言"。
同學們知道我無心開罰單，所以常故意在我面前講一些聽起來好像台語的國語，例如 "棒賽"、"北七"(有人說他家住在北七巷) 等等，考驗我的智慧與文化修養。
有一陣子，愛國狂潮底下，基於抗日情操，連 "便當" 也不能講，必須說 "飯盒"，因為便當是日語。
打從我一出生，國家就不斷告訴我，台語矮人一大截，台灣人的血統比較低級，外省人比較高級，講台語是很沒水準的；一切文藝創作或戲劇演出，在在不斷強化此一語言人格論，語言智商論。簡單說就是：操低俗語言如台語者，人格必然低劣，操低俗語言如台語者，智能必然低下。
這套政策教化，似乎在年輕女孩身上特別行得通。女生似乎特別相信這一套。在那年代，用台語追女仔是完全行不通的。
我國中念的學校全部是男的，好像沒幾個人會講國語，我是說同學們知道怎麼講，但很少有人會用國語交談。記得有一天，我跟同學走在一塊，剛踏出校門準備說再見時，我用台語問同學說，"晚上幾點(去游泳)？" 沒想到一個附近學校的女同學(台南女中)剛好騎車經過我身邊，竟然回頭對我們白了一眼，丟下一句話說："沒水準！" 旁邊一堆正準備放學回家的同學看我們挨罵，笑成一團。
類似像這樣一種公開教訓，到了台北更是生活常態。加上我念的高中是所謂名校，身負眾人期望，而我竟然滿口沒水準的台語，因此經常在大街小巷、電影院或公車上，引來無數的衝突，我知道還有同學甚至被其他學校的同學抓去巷子裏圍毆，警告他不得再講沒水準的台語。
記得上高中第一天，老師說要大家一一上台自我介紹。不過只是講幾句話，這還難不倒我，但我很驚駭地發現怎麼每個上台的同學全部都用普通話(也就是所謂國語)發言？於是我偷偷問隔壁同學說 "老師有說只能用國語自我介紹嗎？" 那個同學姓廖，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因為他不但沒回答我的問題，反而還罵說："神經！" 後來我給這位廖同學取了個台語綽號叫 "破麻"，典故就是從此而來。但破麻究竟是什麼意思我也不是很清楚，估計是跟性器官有關，形容一個人很gy。
講半天我只是想說：過去那些被欺壓被羞辱被踐踏的一方，如果他們真的在乎那些痛苦的歲月與經驗，當自身已成主流時，其實就不應該再去欺壓羞辱踐踏他人；也唯有如此，痛苦才不會失去意義，才會有它應有的價值。就像杜斯妥也夫斯基所說，痛苦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配不配得上自己所曾經承受的痛苦。
在某種卑劣的政治氛圍下，過去這十幾年來，我從一個原本拒絕說普通話的台語愛用者，慢慢變成不太喜歡講台語，逐漸失去對它原有的好感或親切。面對市面上無數所謂本土的低俗文藝及電影與政治等等等，那樣一些極不自然、怪腔怪調十分做作的台語，更是令人打從心底感到厭惡。
這幾天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一直想起蘭大弼。1997年我剛去英國時，有去他家拜訪。他來車站接我，一路往他家的方向走，全程講台語，而且是那種很典雅優美的台語，讓我印象很深。當我們走過一座吊橋時，他嘿嘿嘿笑著用台語說，"很有趣"(可惜我寫不出台語發音，類似 "就沈熟"，會講老式台語的應該知道 "真有趣＂的台語怎麼發音)。
後來，他看到我寫的 "給英國人的一封公開信"，寄給我兩封很長的私人信，說明英國人的排外種種。信很長，好幾頁。他說，英國人的排外，多多少少是出於一種無知和 "恐懼＂。
我來英國之前，聽說他喜歡吃大茂黑瓜，所以特地從台灣帶了幾罐給他。後來有一次，我寫信跟他說，如果還想吃，我下回再帶來。
可惜這些都已成往事。蘭大弼當了幾十年的彰基院長，當他從彰基退休回到英國時，並無儲蓄，帶著一只皮箱離開。我聽說他平常把錢幾乎都捐出去。
在維基百科上看到對於他辭世前的一段描述：
2010年，（蘭大弼）因多重器官衰竭在英國倫敦病逝，享年96歲。辭世前，寫下「台灣」兩字。彌留之際，以台語說出：「要照顧艱苦人（窮人）」，成為他最後的遺言。
"哩細歹玩郎哩未工歹意?"
翻譯："你是台灣人，不講台語？"
"哪細愛歹玩齁，丟愛公歹意啦"
翻譯："你若愛台灣，就要講台語啦。"
小時候我的普通話原本還行，甚至還參加過 "國語文朗讀比賽"，可是，自從台南到台北唸高中之後沒多久，我就變得很偏激，盡量不講普通話，也就是所謂國語。因此經常惹來許多爭議，甚至肢體衝突與風波。
我甚至也不願稱呼它為國語，因為我覺得獨尊普通話為一國之語很霸道，所以堅持稱呼它為 "北京話"，它其實也只是一種 "方言"。
國中和小學都在台南唸書，雖然官方政策上有所謂 "國語推行員"，專門以各種羞辱人的方式處罰講台語者，例如身上掛狗牌在走廊或操場上罰站，但南部大多數人當然不會排斥台語，所以，講台語基本上還不至於隨時隨地招來更大的羞辱。
國語推行員通常都由老師直接任命不喜歡講國語的人，所以我經常擔任這項國家所賦予的以語言復興中華文化的重任；誰敢講台語(所謂方言)，我就必須像足球裁判那樣，遞給他一張罰單或警告牌，藉以罰款若干，或是交由老師定奪，根據罰單多寡，公開給予各種處罰，包括自己掌嘴或是互相掌嘴，青蛙跳，半蹲，掛狗牌罰站等等。狗牌上則寫下此人罪狀，例如 "我不愛國，我講方言"。
同學們知道我無心開罰單，所以常故意在我面前講一些聽起來好像台語的國語，例如 "棒賽"、"北七"(有人說他家住在北七巷) 等等，考驗我的智慧與文化修養。
有一陣子，愛國狂潮底下，基於抗日情操，連 "便當" 也不能講，必須說 "飯盒"，因為便當是日語。
打從我一出生，國家就不斷告訴我，台語矮人一大截，台灣人的血統比較低級，外省人比較高級，講台語是很沒水準的；一切文藝創作或戲劇演出，在在不斷強化此一語言人格論，語言智商論。簡單說就是：操低俗語言如台語者，人格必然低劣，操低俗語言如台語者，智能必然低下。
這套政策教化，似乎在年輕女孩身上特別行得通。女生似乎特別相信這一套。在那年代，用台語追女仔是完全行不通的。
我國中念的學校全部是男的，好像沒幾個人會講國語，我是說同學們知道怎麼講，但很少有人會用國語交談。記得有一天，我跟同學走在一塊，剛踏出校門準備說再見時，我用台語問同學說，"晚上幾點(去游泳)？" 沒想到一個附近學校的女同學(台南女中)剛好騎車經過我身邊，竟然回頭對我們白了一眼，丟下一句話說："沒水準！" 旁邊一堆正準備放學回家的同學看我們挨罵，笑成一團。
類似像這樣一種公開教訓，到了台北更是生活常態。加上我念的高中是所謂名校，身負眾人期望，而我竟然滿口沒水準的台語，因此經常在大街小巷、電影院或公車上，引來無數的衝突，我知道還有同學甚至被其他學校的同學抓去巷子裏圍毆，警告他不得再講沒水準的台語。
記得上高中第一天，老師說要大家一一上台自我介紹。不過只是講幾句話，這還難不倒我，但我很驚駭地發現怎麼每個上台的同學全部都用普通話(也就是所謂國語)發言？於是我偷偷問隔壁同學說 "老師有說只能用國語自我介紹嗎？" 那個同學姓廖，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因為他不但沒回答我的問題，反而還罵說："神經！" 後來我給這位廖同學取了個台語綽號叫 "破麻"，典故就是從此而來。但破麻究竟是什麼意思我也不是很清楚，估計是跟性器官有關，形容一個人很gy。
講半天我只是想說：過去那些被欺壓被羞辱被踐踏的一方，如果他們真的在乎那些痛苦的歲月與經驗，當自身已成主流時，其實就不應該再去欺壓羞辱踐踏他人；也唯有如此，痛苦才不會失去意義，才會有它應有的價值。就像杜斯妥也夫斯基所說，痛苦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配不配得上自己所曾經承受的痛苦。
在某種卑劣的政治氛圍下，過去這十幾年來，我從一個原本拒絕說普通話的台語愛用者，慢慢變成不太喜歡講台語，逐漸失去對它原有的好感或親切。面對市面上無數所謂本土的低俗文藝及電影與政治等等等，那樣一些極不自然、怪腔怪調十分做作的台語，更是令人打從心底感到厭惡。
這幾天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一直想起蘭大弼。1997年我剛去英國時，有去他家拜訪。他來車站接我，一路往他家的方向走，全程講台語，而且是那種很典雅優美的台語，讓我印象很深。當我們走過一座吊橋時，他嘿嘿嘿笑著用台語說，"很有趣"(可惜我寫不出台語發音，類似 "就沈熟"，會講老式台語的應該知道 "真有趣＂的台語怎麼發音)。
後來，他看到我寫的 "給英國人的一封公開信"，寄給我兩封很長的私人信，說明英國人的排外種種。信很長，好幾頁。他說，英國人的排外，多多少少是出於一種無知和 "恐懼＂。
我來英國之前，聽說他喜歡吃大茂黑瓜，所以特地從台灣帶了幾罐給他。後來有一次，我寫信跟他說，如果還想吃，我下回再帶來。
可惜這些都已成往事。蘭大弼當了幾十年的彰基院長，當他從彰基退休回到英國時，並無儲蓄，帶著一只皮箱離開。我聽說他平常把錢幾乎都捐出去。
在維基百科上看到對於他辭世前的一段描述：
2010年，（蘭大弼）因多重器官衰竭在英國倫敦病逝，享年96歲。辭世前，寫下「台灣」兩字。彌留之際，以台語說出：「要照顧艱苦人（窮人）」，成為他最後的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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