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真 | 2015.02.15 01:08 | #
To 志鴻
如果連一個總統都沒法維護自己最起碼的名譽而只能任人抹黑造謠，更不用說無法召喚鎂光聚焦為己發聲的一般人。
台灣的所謂民主、自由與人權，是有前提的。首先，你得合乎某種主流顏色，合乎某種政治正確，然後你才有可能免於各種全然肆無忌憚的人權侵害，否則你就得放棄言論自由，選擇噤聲不語，明哲保身。
這種大開人權與自由倒車的情況，在過去十幾年來綠營這樣一種 "法西斯" 勢力壯大之後，更是變本加厲。當然，主要是拜網路暴民文化之賜。
在這之前的舊國民黨威權時期，加害者是 "國家"，但國家總不可能天天盯著每個人的一言一行；而且，國家對付你，表面上還是得假裝講點文明道理，不至於肆無忌憚。但現在哪需要國家或黨出面，任何一個人躲在電腦螢幕後面，都能輕易地整你、傷你，把你抹黑得臭不可聞。
而且，卑劣手段千百種，冒名虛構，以假亂真，虛虛實實；虛構完之後再以另一種假身份大量自我引用，大加傳揚等等，旁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其中之陰暗複雜。人們面對謠言或抹黑，一般都不會相一切 "全屬" 空穴來風，總會以為也許裏頭 "多多少少" 真的有些什麼問題。總之，任何一個人，只要動動滑鼠，輕易就能把你給 "爭議化" 、 "去道德化" 或 "小丑化"，進而使你的言論失去應有的影響力及可信度。
威權時期，大不了不說話。但在這所謂民主進步時期，許多時候，你及你的家人甚至連保持沉默的自由也沒有。比方說，大家都在反 "統媒"，為什麼你不反？大家都在歌頌偉大的太陽花，為什麼你不歌頌，為什麼你不簽名支持？你是對咱勇敢的台灣人有仇嗎？於是，一群暴民就會開始有計畫地對付你，不擇手段傷害你。當然，也許你會覺得沒有這麼嚴重，那其實只是因為你很乖，"勇敢的台灣人" 當然就不會找上你。
Noam Chomsky曾說網路帶來一種對於主流聲音的反叛，一種眾人藉以澄清是非的力量，因此給予相當高的正面評價。網路在西方世界或許如此，但在台灣卻剛好相反。台灣人是這樣一種人：無腦，一窩蜂，陽光下很畏縮，但只要一匿名便大無畏，什麼事都能幹得出來，缺乏自尊與榮譽感，似乎完全無法自律。
因為無腦，所以很容易被主流勢力所洗腦操控。因為一窩蜂及缺乏自信，缺乏獨立人格及獨立思考能力，於是人云亦云，有一種呼朋引類、西瓜倚大邊、進而傷害少數或弱勢一方的性格。若再加上匿名使壞的強烈窩囊民族性，網路更是成為一種非但不是 "反叛主流" 的正直之聲，反倒是主流法西斯勢力的血滴子，無數無腦匿名暴民自動為其效命，盡一切可能隨時隨地傷害異己。同樣一種工具--網路，在西方或許是反叛主流、對抗強權的武器，但在台灣卻恰恰完全相反。
除了上述這樣一種民族性，也許還有個我常講的原因就是，台灣社會對於是非善惡美醜絲毫不感興趣，而完全只在乎敵我顏色之勝負。只要是不同顏色，便是敵人；對於敵人，不管你用什麼手段傷害他，你都會在你所屬的陣營中獲得讚賞。
因此，對於那些應該繩之以法、行事卑劣齷齪的政客名人等等，即便你有充份理由或證據，你非但不敢對之有一絲批評 (因為批評之後肯定會有可怕的報應)，甚至連你想為無辜者(例如馬英九或任何一個舉藍旗的人)說話，都會被視為敵人而遭到暴民攻擊。也就是說，所謂是非美醜，在這島上是完完全全沒有任何份量的。人們根本不在乎這些，而只在乎敵我勝負；只要能傷害所謂敵人，任何卑劣手段都會被視為英雄。他哪管你什麼謠言，只要對敵人不利的東西，即便明明是空穴來風，他照樣會把它當成事實來四處傳揚、譴責與羞辱。
這樣一種現象，在舊國民黨時期基本上是不普遍的。在那個恐怖年頭，人們反倒仍然在乎是非良善與否。但這年頭，是非良善完全不值錢了。
唸高醫時，校園內常出現攻擊我的匿名黑函。比方說我至今保留一張在高醫校園流傳甚廣的漫畫傳單。我被畫成一條狗，脖子上還掛著一條狗鍊，被一個像黑道那樣的人牽著 (影射檯面上一些黨外政治人物)；這些黑道，滿臉橫肉，邪裏邪氣，嘴裏還叼著煙。意思是說，黨外就是黑道地痞流氓的組合，而我為了錢，甘心和他們合作，甘心被他們所利用。有幾次，班上有幾位同學甚至當著眾人的面(或是私下)，大聲質問我說，究竟我誣蔑政府、傷害社會能為自己賺進多少錢？或是質問我如果沒有做壞事，夜半不怕鬼敲門，怎麼會害怕戒嚴？旁邊有其他同學憤怒地附和說，為什麼政府不把我們這些黨外人士槍斃！
解嚴之前的高醫，剛入學、更早之時，全校就只有我一人反國民黨政府，沒有任何同志。走在校園裏，甚至都有人身安全的問題，因為大多數同學相信我是歹徒。
我能理解這些同學的憤怒，因為他們真的以為黨外人士全是黑道流氓，以為我們從共匪那邊拿錢，而且暗中經營賭場娼館謀取暴利，整天誣蔑政府，鼓吹解嚴，鼓吹開放報禁，鼓吹組黨，鼓吹兩岸和解，以便木馬屠城，以便製造台灣動亂，為的就是要傷害台灣社會。他們之所以憤怒，意味著他們還在乎是非善惡。
後來，幾年之後，有兩三個同學各自跑來跟我懺悔，有的痛哭流涕，有的交給我一張卡片，裏頭寫滿長長的悔恨與自責，說他被誤導，甚至還真以為我跟張俊雄等人合開私娼館。
講這些的意思是說，他們之所以對我憤怒，並不是因為我的立場顏色跟他不同，而是因為他們聽信抹黑謠言，以為我真的做出這樣那樣的壞事。當他們知道被騙之後，對我的態度當然馬上就不一樣了。但這年頭完全不是這樣，人們哪管你什麼是非善惡，他只在乎你有沒有挺綠，有沒有反中仇中，藉以判斷你是敵或友。只要是敵人，那就是完全可以不擇手段任意傷害之。至於造謠抹黑，只是殺敵的一個基本手段而已，他根本不會在乎種種抹黑內容是否屬實，只要能傷害敵人就是對的。
這事其實很重要。我對自己，以及對於我最在乎的親朋好友們，我始終只有一個很深的祝願，那就是我希望自己，同時也希望他們，都能成為一個好人，因為成為一個好人極端重要。我們不可能期待人生無風無浪，種種生老病死悲歡離合終究都會找上每一個人，大多時候，生命過程中還會有更多巨大的痛苦、不幸和災難，沒有人能避得了這一切，唯一能讓人有勇氣面對生命一切磨難的憑藉就是讓自己成為一個好人。
好人當然也會痛苦，也會孤獨，也會寂寞，也會害怕，甚至也會自殺，甚至這些負面的東西往往和好人連在一起。但是，人只要依附著善，他就比較能在表面的驚濤駭浪底下，求得一份內心深處的真實愉悅與平靜；簡單說，他就比較有可能有著一種深層的快樂。據說托爾斯泰重病時，都還意識模模糊糊地對著照顧他的人說，"我沒事，你們不用管我，你們去照顧別人吧，照顧那些更需要照顧的人。" 這讓我相信，一個好人，不管他自身遭到什麼樣的折磨與痛苦，他都還是愉悅而不悲慘的。生命儘管可悲，但不要落得悲慘。
貝多芬臨終前據說也有類似的說法。他對友人說，如果你真的在乎你的小孩，如果你真的希望他一生快樂，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教育成一個好人。
壞蛋也許往往如魚得水，左右逢源，但我沒法想像那樣的人如何可能真的擁有某種深層的平安與愉悅。
如果連一個總統都沒法維護自己最起碼的名譽而只能任人抹黑造謠，更不用說無法召喚鎂光聚焦為己發聲的一般人。
台灣的所謂民主、自由與人權，是有前提的。首先，你得合乎某種主流顏色，合乎某種政治正確，然後你才有可能免於各種全然肆無忌憚的人權侵害，否則你就得放棄言論自由，選擇噤聲不語，明哲保身。
這種大開人權與自由倒車的情況，在過去十幾年來綠營這樣一種 "法西斯" 勢力壯大之後，更是變本加厲。當然，主要是拜網路暴民文化之賜。
在這之前的舊國民黨威權時期，加害者是 "國家"，但國家總不可能天天盯著每個人的一言一行；而且，國家對付你，表面上還是得假裝講點文明道理，不至於肆無忌憚。但現在哪需要國家或黨出面，任何一個人躲在電腦螢幕後面，都能輕易地整你、傷你，把你抹黑得臭不可聞。
而且，卑劣手段千百種，冒名虛構，以假亂真，虛虛實實；虛構完之後再以另一種假身份大量自我引用，大加傳揚等等，旁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其中之陰暗複雜。人們面對謠言或抹黑，一般都不會相一切 "全屬" 空穴來風，總會以為也許裏頭 "多多少少" 真的有些什麼問題。總之，任何一個人，只要動動滑鼠，輕易就能把你給 "爭議化" 、 "去道德化" 或 "小丑化"，進而使你的言論失去應有的影響力及可信度。
威權時期，大不了不說話。但在這所謂民主進步時期，許多時候，你及你的家人甚至連保持沉默的自由也沒有。比方說，大家都在反 "統媒"，為什麼你不反？大家都在歌頌偉大的太陽花，為什麼你不歌頌，為什麼你不簽名支持？你是對咱勇敢的台灣人有仇嗎？於是，一群暴民就會開始有計畫地對付你，不擇手段傷害你。當然，也許你會覺得沒有這麼嚴重，那其實只是因為你很乖，"勇敢的台灣人" 當然就不會找上你。
Noam Chomsky曾說網路帶來一種對於主流聲音的反叛，一種眾人藉以澄清是非的力量，因此給予相當高的正面評價。網路在西方世界或許如此，但在台灣卻剛好相反。台灣人是這樣一種人：無腦，一窩蜂，陽光下很畏縮，但只要一匿名便大無畏，什麼事都能幹得出來，缺乏自尊與榮譽感，似乎完全無法自律。
因為無腦，所以很容易被主流勢力所洗腦操控。因為一窩蜂及缺乏自信，缺乏獨立人格及獨立思考能力，於是人云亦云，有一種呼朋引類、西瓜倚大邊、進而傷害少數或弱勢一方的性格。若再加上匿名使壞的強烈窩囊民族性，網路更是成為一種非但不是 "反叛主流" 的正直之聲，反倒是主流法西斯勢力的血滴子，無數無腦匿名暴民自動為其效命，盡一切可能隨時隨地傷害異己。同樣一種工具--網路，在西方或許是反叛主流、對抗強權的武器，但在台灣卻恰恰完全相反。
除了上述這樣一種民族性，也許還有個我常講的原因就是，台灣社會對於是非善惡美醜絲毫不感興趣，而完全只在乎敵我顏色之勝負。只要是不同顏色，便是敵人；對於敵人，不管你用什麼手段傷害他，你都會在你所屬的陣營中獲得讚賞。
因此，對於那些應該繩之以法、行事卑劣齷齪的政客名人等等，即便你有充份理由或證據，你非但不敢對之有一絲批評 (因為批評之後肯定會有可怕的報應)，甚至連你想為無辜者(例如馬英九或任何一個舉藍旗的人)說話，都會被視為敵人而遭到暴民攻擊。也就是說，所謂是非美醜，在這島上是完完全全沒有任何份量的。人們根本不在乎這些，而只在乎敵我勝負；只要能傷害所謂敵人，任何卑劣手段都會被視為英雄。他哪管你什麼謠言，只要對敵人不利的東西，即便明明是空穴來風，他照樣會把它當成事實來四處傳揚、譴責與羞辱。
這樣一種現象，在舊國民黨時期基本上是不普遍的。在那個恐怖年頭，人們反倒仍然在乎是非良善與否。但這年頭，是非良善完全不值錢了。
唸高醫時，校園內常出現攻擊我的匿名黑函。比方說我至今保留一張在高醫校園流傳甚廣的漫畫傳單。我被畫成一條狗，脖子上還掛著一條狗鍊，被一個像黑道那樣的人牽著 (影射檯面上一些黨外政治人物)；這些黑道，滿臉橫肉，邪裏邪氣，嘴裏還叼著煙。意思是說，黨外就是黑道地痞流氓的組合，而我為了錢，甘心和他們合作，甘心被他們所利用。有幾次，班上有幾位同學甚至當著眾人的面(或是私下)，大聲質問我說，究竟我誣蔑政府、傷害社會能為自己賺進多少錢？或是質問我如果沒有做壞事，夜半不怕鬼敲門，怎麼會害怕戒嚴？旁邊有其他同學憤怒地附和說，為什麼政府不把我們這些黨外人士槍斃！
解嚴之前的高醫，剛入學、更早之時，全校就只有我一人反國民黨政府，沒有任何同志。走在校園裏，甚至都有人身安全的問題，因為大多數同學相信我是歹徒。
我能理解這些同學的憤怒，因為他們真的以為黨外人士全是黑道流氓，以為我們從共匪那邊拿錢，而且暗中經營賭場娼館謀取暴利，整天誣蔑政府，鼓吹解嚴，鼓吹開放報禁，鼓吹組黨，鼓吹兩岸和解，以便木馬屠城，以便製造台灣動亂，為的就是要傷害台灣社會。他們之所以憤怒，意味著他們還在乎是非善惡。
後來，幾年之後，有兩三個同學各自跑來跟我懺悔，有的痛哭流涕，有的交給我一張卡片，裏頭寫滿長長的悔恨與自責，說他被誤導，甚至還真以為我跟張俊雄等人合開私娼館。
講這些的意思是說，他們之所以對我憤怒，並不是因為我的立場顏色跟他不同，而是因為他們聽信抹黑謠言，以為我真的做出這樣那樣的壞事。當他們知道被騙之後，對我的態度當然馬上就不一樣了。但這年頭完全不是這樣，人們哪管你什麼是非善惡，他只在乎你有沒有挺綠，有沒有反中仇中，藉以判斷你是敵或友。只要是敵人，那就是完全可以不擇手段任意傷害之。至於造謠抹黑，只是殺敵的一個基本手段而已，他根本不會在乎種種抹黑內容是否屬實，只要能傷害敵人就是對的。
這事其實很重要。我對自己，以及對於我最在乎的親朋好友們，我始終只有一個很深的祝願，那就是我希望自己，同時也希望他們，都能成為一個好人，因為成為一個好人極端重要。我們不可能期待人生無風無浪，種種生老病死悲歡離合終究都會找上每一個人，大多時候，生命過程中還會有更多巨大的痛苦、不幸和災難，沒有人能避得了這一切，唯一能讓人有勇氣面對生命一切磨難的憑藉就是讓自己成為一個好人。
好人當然也會痛苦，也會孤獨，也會寂寞，也會害怕，甚至也會自殺，甚至這些負面的東西往往和好人連在一起。但是，人只要依附著善，他就比較能在表面的驚濤駭浪底下，求得一份內心深處的真實愉悅與平靜；簡單說，他就比較有可能有著一種深層的快樂。據說托爾斯泰重病時，都還意識模模糊糊地對著照顧他的人說，"我沒事，你們不用管我，你們去照顧別人吧，照顧那些更需要照顧的人。" 這讓我相信，一個好人，不管他自身遭到什麼樣的折磨與痛苦，他都還是愉悅而不悲慘的。生命儘管可悲，但不要落得悲慘。
貝多芬臨終前據說也有類似的說法。他對友人說，如果你真的在乎你的小孩，如果你真的希望他一生快樂，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教育成一個好人。
壞蛋也許往往如魚得水，左右逢源，但我沒法想像那樣的人如何可能真的擁有某種深層的平安與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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