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真 | 2014.11.27 11:31 | #
To 昊偉
所謂人格，當然是看一世，不是看一時(林義雄語)；看本性，不是看行為；看內在，不是看表面。我能想像一個人格正直的人依然可能做出可怕或不好的事來，例如林義雄；我也能想像一個人渣卻很可能日行一善，總是做出合宜得體的應對與表現，例如...恕我不敢舉例。
例如，講一個罵起來不會得罪人的歷史人物好了，例如我並不覺得金恩博士是個正直的人，雖然他 "有一個夢"，雖然他反抗種族歧視，提倡民權等等。
人格這東西很主觀，我的意思是說，它很絕對，一點也不 "主觀"，就跟藝術一樣；但我能理解就算莫扎特的音樂，就算沈從文的文字，就算維根斯坦的哲學，依然都會有人把它們看成垃圾。
難道是他們看 "錯" 了嗎？當然不是，這類評價不講對錯，因為它不是一種理性客觀之物，而是美感上的絕對論斷。即便有人說大便很香，你也沒法證明這說法是錯的。
既然人格這東西如此唯心而絕對，實在不適合做為一種行為判準，因為旁人將無從反駁，當事人更難以澄清。
但是，陳菊畢竟是個動見觀瞻的公眾人物，而非私密幽微之個人，因此，許多時候，"人格" 就像個座標，一種體系，你得先理解某個座標某個體系，然後你才有可能適當理解座標上的每個點位所可能代表的意義。就如我若不懂下棋，我如何可能明白車直 通、砲翻山、馬走斜步究竟是對或錯。
另外，行為上的對錯，並不必然等同於道德上的對錯。例如納粹和日本鬼子一樣都是大屠殺，但我對納粹並無道德惡感，對於日本鬼子，卻只能以毫無人性的人渣來形容。
為什麼？因為，在我看來，納粹屠殺乃是基於一種虛幻的未來榮光與種族優越及某種講究 "結果" 的重要性之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思維，執行大屠殺者往往就像在執行一種日常的必要之惡那樣(例如屠宰場的屠夫)。
但日本鬼子可完完全全不是這樣，他們純粹是殺人取樂，嬰兒也殺，孕婦也殺，而且強迫小孩殺父母，強迫兒子姦母親；姦完還一一拿刺刀往陰道捅，把腸胃 挖出來取樂；把女孩一一綁起來在椅子上，大腿開開，每天供其姦淫取樂，姦完就虐殺；或把嬰兒空拋，讓他自然落地被刺刀貫穿；或是綁住小孩立於木樁前當箭 靶，練習槍法；或舉辦砍人頭比賽，日本報紙還大肆報導，歌頌皇軍的英勇；或舉辦強姦大賽；或系統性地拿上萬人做活體實驗，把他們的血管割開，看幾分鐘內會 死掉，挖乳房，割舌頭，捅出眼球；把孕婦抓來活活剖腹，"觀察" 胎兒的生長；或以細菌感染之，觀察感染後果；或是到女校集體姦殺女學生等等等。
我若要寫這些病態人渣、這些日本鬼子的惡行，我可以寫上三天三夜。
一樣是屠殺，道德意義大不同。一樣是大屠殺，一個是又是下跪又是磕頭，道歉個幾十年還在道歉；另一個卻是到現在都還在否認，竄改歷史，並且繼續努力挑釁，努力傷口灑鹽。
而台灣這些綠色生物，為了反中，只要是中國的敵人就是我的好朋友，只要殺越多中國人，殺得越殘忍，我就越開心；於是連慰安婦這樣明白的事也要幫忙日 本人否認，說是自願，說是 "出人頭地的一種方法"(奇美企業董事長許文龍語；許文龍就是台中綠營市長候選人林啥曉龍的丈人)。
綠色生物們，甚至還說我們應該為慰安婦問題向日本人道歉，彷彿那是日本人對台灣人及韓國人的一個德政。
前些日子，不是有一群同時也參與小表哥小表妹運動的綠色生物嗎，在台南市拉倒了國父銅像，踐踏踩爆國父的頭之後，還跑去朝拜日本人銅像，感恩懷德。
但是，日本人是怎麼殺台灣人的，十個 "二二八" 事件恐怕都還比不上。這個以後想講再講，講這個我會歸卵泡火。
李敖有篇文章叫 "賤種何其多"，罵的就是像這樣一些綠色生物。李敖說得對：
"古詩說「漢兒學得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人」，指出漢人中的一小撮人，他們明知自己也是漢人，卻以胡人的語言，搶著站在城牆高處，罵起漢人來。對這種「漢兒」，只有兩個字適合他，就是「賤種」。"
寫著寫著，竟講到這邊來。回到陳菊。她在氣爆事件及一些事件中的表現 (特別是黃俊英的走路工事件)，我也完全不認同。
特別是走路工事件，如果我是陳菊，我會痛苦得因此永遠退出政壇，搞不好因此自殺，因為那事情嚴重傷害了一個非常令人尊敬的好人--黃俊英的一生清譽，非常不應該。
但即便如此，我仍然相信陳菊人格正直；人不可能一生不犯錯；再說，她是個好人，但她底下卻有一些人，品性之差，難以想像。(不包括陳啟昱。陳啟昱也是好人。26年前，我們去綠島探望政治犯，陳啟昱當時是民進報的記者，也還是個學生，隨同採訪。)
陳菊重感情，比較不是那麼現代化或理性專業，也許這也是她從政或過去從事人權工作的一個優點，但同時也是一個缺點，甚至致命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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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人格，當然是看一世，不是看一時(林義雄語)；看本性，不是看行為；看內在，不是看表面。我能想像一個人格正直的人依然可能做出可怕或不好的事來，例如林義雄；我也能想像一個人渣卻很可能日行一善，總是做出合宜得體的應對與表現，例如...恕我不敢舉例。
例如，講一個罵起來不會得罪人的歷史人物好了，例如我並不覺得金恩博士是個正直的人，雖然他 "有一個夢"，雖然他反抗種族歧視，提倡民權等等。
人格這東西很主觀，我的意思是說，它很絕對，一點也不 "主觀"，就跟藝術一樣；但我能理解就算莫扎特的音樂，就算沈從文的文字，就算維根斯坦的哲學，依然都會有人把它們看成垃圾。
難道是他們看 "錯" 了嗎？當然不是，這類評價不講對錯，因為它不是一種理性客觀之物，而是美感上的絕對論斷。即便有人說大便很香，你也沒法證明這說法是錯的。
既然人格這東西如此唯心而絕對，實在不適合做為一種行為判準，因為旁人將無從反駁，當事人更難以澄清。
但是，陳菊畢竟是個動見觀瞻的公眾人物，而非私密幽微之個人，因此，許多時候，"人格" 就像個座標，一種體系，你得先理解某個座標某個體系，然後你才有可能適當理解座標上的每個點位所可能代表的意義。就如我若不懂下棋，我如何可能明白車直 通、砲翻山、馬走斜步究竟是對或錯。
另外，行為上的對錯，並不必然等同於道德上的對錯。例如納粹和日本鬼子一樣都是大屠殺，但我對納粹並無道德惡感，對於日本鬼子，卻只能以毫無人性的人渣來形容。
為什麼？因為，在我看來，納粹屠殺乃是基於一種虛幻的未來榮光與種族優越及某種講究 "結果" 的重要性之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思維，執行大屠殺者往往就像在執行一種日常的必要之惡那樣(例如屠宰場的屠夫)。
但日本鬼子可完完全全不是這樣，他們純粹是殺人取樂，嬰兒也殺，孕婦也殺，而且強迫小孩殺父母，強迫兒子姦母親；姦完還一一拿刺刀往陰道捅，把腸胃 挖出來取樂；把女孩一一綁起來在椅子上，大腿開開，每天供其姦淫取樂，姦完就虐殺；或把嬰兒空拋，讓他自然落地被刺刀貫穿；或是綁住小孩立於木樁前當箭 靶，練習槍法；或舉辦砍人頭比賽，日本報紙還大肆報導，歌頌皇軍的英勇；或舉辦強姦大賽；或系統性地拿上萬人做活體實驗，把他們的血管割開，看幾分鐘內會 死掉，挖乳房，割舌頭，捅出眼球；把孕婦抓來活活剖腹，"觀察" 胎兒的生長；或以細菌感染之，觀察感染後果；或是到女校集體姦殺女學生等等等。
我若要寫這些病態人渣、這些日本鬼子的惡行，我可以寫上三天三夜。
一樣是屠殺，道德意義大不同。一樣是大屠殺，一個是又是下跪又是磕頭，道歉個幾十年還在道歉；另一個卻是到現在都還在否認，竄改歷史，並且繼續努力挑釁，努力傷口灑鹽。
而台灣這些綠色生物，為了反中，只要是中國的敵人就是我的好朋友，只要殺越多中國人，殺得越殘忍，我就越開心；於是連慰安婦這樣明白的事也要幫忙日 本人否認，說是自願，說是 "出人頭地的一種方法"(奇美企業董事長許文龍語；許文龍就是台中綠營市長候選人林啥曉龍的丈人)。
綠色生物們，甚至還說我們應該為慰安婦問題向日本人道歉，彷彿那是日本人對台灣人及韓國人的一個德政。
前些日子，不是有一群同時也參與小表哥小表妹運動的綠色生物嗎，在台南市拉倒了國父銅像，踐踏踩爆國父的頭之後，還跑去朝拜日本人銅像，感恩懷德。
但是，日本人是怎麼殺台灣人的，十個 "二二八" 事件恐怕都還比不上。這個以後想講再講，講這個我會歸卵泡火。
李敖有篇文章叫 "賤種何其多"，罵的就是像這樣一些綠色生物。李敖說得對：
"古詩說「漢兒學得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人」，指出漢人中的一小撮人，他們明知自己也是漢人，卻以胡人的語言，搶著站在城牆高處，罵起漢人來。對這種「漢兒」，只有兩個字適合他，就是「賤種」。"
寫著寫著，竟講到這邊來。回到陳菊。她在氣爆事件及一些事件中的表現 (特別是黃俊英的走路工事件)，我也完全不認同。
特別是走路工事件，如果我是陳菊，我會痛苦得因此永遠退出政壇，搞不好因此自殺，因為那事情嚴重傷害了一個非常令人尊敬的好人--黃俊英的一生清譽，非常不應該。
但即便如此，我仍然相信陳菊人格正直；人不可能一生不犯錯；再說，她是個好人，但她底下卻有一些人，品性之差，難以想像。(不包括陳啟昱。陳啟昱也是好人。26年前，我們去綠島探望政治犯，陳啟昱當時是民進報的記者，也還是個學生，隨同採訪。)
陳菊重感情，比較不是那麼現代化或理性專業，也許這也是她從政或過去從事人權工作的一個優點，但同時也是一個缺點，甚至致命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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